組織化是人類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而社會治理則是人類組織化活動的重要實踐與體現。在某種意義上，社區治理共同體是一種社區再組織化的具體模式。因此，可以從再組織化的視角推進社區治理共同體構建。
21世紀是數字化與智慧化的時代，數字賦責、賦權、賦信、賦能的智慧社區是社區治理共同體的重要載體和必然要求，對于推進社區治理的主體、利益、價值、行動的再組織化具有重要意義。為此，大力推進智慧社區建設，通過數字牽引撬動體制改革和實現治理模式轉型，能夠有效促進社區治理共同體的形成。
推動“數字賦責”的主體再組織化。在治理實踐中，往往存在著治理主體責任的抽象化與不明確問題，因此將責任落到實處以實現治理主體再組織化，是構建社區治理共同體的必然要求。
在大數據時代，數字技術有助于推動主體責任的落實。一方面，“數字賦責”體現為提升治理主體的責任地位。在社區治理中，治理主體是多元化的，但缺乏信息支持和積極參與，導致一些責任主體在事實上無法參與其中。通過信息化手段和數字化平臺的使用，各主體不僅享有平等參與社區治理的機會，還可增強參與社區治理的能力，極大提升其責任地位。
另一方面，“數字賦責”還體現為明確治理主體的責任邊界。主體責任邊界模糊不清是造成治理主體行動力不足和行動不規范的重要原因之一，通過大數據、云計算和區塊鏈等技術手段進行精確計算，可使信息清晰化、規范澄清化、職責明確化，從而為各主體積極履責奠定基礎。
推動“數字賦權”的利益再組織化。社區治理的目標在于解決社區問題，實現社區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這就要求各主體充分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并廣泛參與社區治理的協商決策。但在傳統社區治理中，由于治理信息不對稱、參與渠道不暢通以及參與成本較高等，各主體難以有效參與社區治理。
數字技術介入社區治理后，社區治理的空間得以極大延展，消除了空間距離與阻隔問題，實現了人的能力延伸。這在某種意義上使得數字技術得以賦權各主體，有利于社區利益的再組織化。
具體來講，一方面，“數字賦權”體現為強化主體的社區治理參與。在社區治理中，通過運用數字技術，社區主體可以隨時隨地就社區問題“發聲”，充分表達自己的訴求，并展開深入交流與協商，從而有利于實現利益的協調與維護。另一方面，“數字賦權”還體現為優化社區治理結構。在社區治理中依靠數字技術，治理結構實現了從“科層化”向“扁平化”的轉變，社區治理不再僅局限于少數主體，而是各主體都可加入社區治理中。治理方式實現了向公開化、透明化和民主化的轉變，有利于匯聚利益共識，從而達到社區整體利益的最大化。
推動“數字賦信”的價值再組織化。社區治理的價值“共識”對治理主體的行為具有整合功能，是維系社區治理共同體并使其得以發展的重要根據。培育社區治理的價值“共識”，不僅可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還有助于形成社區歸屬感、認同感、責任感，增進社區的凝聚力，增強社區居民共同體意識。
數字技術作為信息傳播與交流的新載體、新工具，在凝聚社區治理的價值共識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特別是可通過信息共享和信任共建有效實現“數字賦信”。具體來講，一方面體現為數字技術增強信息的流動性和可達性，為社區治理價值的形成奠定基礎。通過快速和充分地掌握社區治理的有效信息，各主體可以快捷地發表意見和表達利益訴求，從而有助于傳遞各方的價值追求并有利于形成公共價值。
另一方面，數字技術強化交流互動和民主協商，可有效構建治理主體之間的互信關系。信任是社區治理的重要資源，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治理的成本和效果。數字技術搭建的社區治理公共空間，不僅為治理主體的互動交流提供了平臺，還通過廣泛的交流協商形成了信任的合法化和權威化構建，即基于公開、透明、民主的交流互動能夠有效獲得信任和維護信任。這種可靠的信任關系，有利于社區治理主體價值共識的達成。
推動“數字賦能”的行動再組織化。治理能力是社區治理的根本，沒有治理能力或治理能力低下都不能解決社區治理中的問題，都會使社區治理歸于低效。所以，強化治理能力建設既是治理行動得以開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區治理共同體發揮功能作用的題中之義。
數字技術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構建物質生產、交往實踐與社會治理能力的重要力量，因此通過數字技術提升社區治理的行動力是社區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體現。在這個意義上，數字技術具有賦能治理的功效，能夠促進和實現治理行動的再組織化。
一方面，“數字賦能”體現為構建新的治理手段。數字技術應用于社區治理，使社區治理工具更加多元化、方式更加便捷化、效率更加高效化。比如，社區治理中充分運用微信群、便民小程序、政務云等可以快速收集和反饋治理信息，運用“微服務”“微協商”可以形成治理需求與供給的有效對接，提升社區治理效能。
另一方面，“數字賦能”體現為創新治理機制。以數字平臺為依托構建渠道暢通、方便快捷的協商途徑，實現政府部門、社區、社會組織以及居民等多元主體的充分協商，創新了互動協商的新機制。同時，以數字平臺聯通各治理部門與主體，通過大數據信息分類處理，及時反饋并送達相關部門，形成了社區治理的服務倒逼機制。
